除了抓生产，争资源，教育是谢伯伯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些年各种改革，各种运动接踵而至，然而小村象一座孤岛，外面的浪潮对小村的影响很有限。对于这逃难来的一小撮河南蛋，无论是公社领导还是本地土著居民村对他们实在提不起多大兴趣。
用外村村长和社员们的话说：
“这些人那是啥口音嘛，喊个口号都喊不好。生活习惯也和咱不一样，跟怪物一样。家家穷得丁当响。看看他们的破房子，看看那破衣裳，那过的是啥日子么！有啥价值么！
吃个饭还要圪蹴在门口，连个小板凳都没有么？
说他们是阶级敌人太抬举他们了，还要拉上他们一起进步？算了吧，让他们自己发展去吧。”
是啊，鸡群里来了一只鹌鹑，该怎么和这只鹌鹑相处呢？让它一边呆着去吧。
村民们一直被本地人叫“河南蛋”，傻子也知道自己是外人，河南蛋却是最有骨气、有尊严的，因此也从不去本地人的村子里走动，只管埋头干活和闷声发财就够了。
就这样，除了有过几次土地之争，日常生活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谢伯伯把小村的发展当作自己的使命，他总感觉有个鞭子一直在抽打着他，要努力，要向前！要提高乡亲们的社会地位！
新社会鼓励改造学校抓教育。村里的学生娃不多，但教育不能放松。外村的老师们不愿意来新村教书，新村人就自己教。
1955年学校一建好，谢伯伯就找回那几个有文化的曾经为村民扫盲的老师抓起学校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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