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太后去世后，赵煦亲政。赵煦亲政后，表明绍述，大力打击元祐大臣，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今广西、广东、海南一带），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但他接着重用革新派如章惇、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次年改元“绍圣”，并停止与西夏谈判，多次出兵讨伐西夏，迫使西夏向宋朝乞和。
赵煦在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党争始终未能获得解决，反而在他当政期间激化，多少造成朝廷的动荡。
赵煦亲政后，召回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章惇。章惇上任后，力图改革。
而新党对旧党的报复性打击与赵煦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赵煦不满司马光的“以母改子”，不满元祐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更不满高太后对他的种种压抑，因此，对旧党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祐时被打击的新党。绍圣初年举行郊祀大礼，按例，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通常连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请示赵煦，可否赦免贬谪的旧党官员，赵煦立刻拒绝。绍圣四年（1097年），有人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气”，赵煦却说：“刘挚等安可徙！”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而对于王岩叟，赵煦指责他当初贬蔡确时，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用心极险恶，也就更加痛恨他。赵煦的这些言行相当于宣判了旧党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赵煦统治时期，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所谓绍述，主要就是赵煦与章惇君臣在政治上以牙还牙，打击政敌。仅元符元年重新惩处的元祐旧党就达八百三十家之多。这种做法，逞快一时而贻害无穷，诚如《宋史·哲宗纪》所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与此同时，经济上绍述虽以恢复新法为号召，实质上只是恢复元丰年间实施的条例，熙宁新法注重发展生产的内容被阉割了，而在抑制兼并势力等方面，比起元丰来更大为倒退，社会改革的进步性质丧失殆尽。
“元祐更化”时期，实际掌控朝政的高太后重新起用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彻底否定了熙宁、元丰年间所推行的各项“新法”，也彻底否定了宋神宗及王安石试图解除西北边患、恢复汉唐旧疆的战略构想和王韶的熙河之役。司马光等人标榜以“清静为心，仁惠为政”，一度拟将熙丰年间所获取的包括河湟地区在内的全部疆土和军事重镇弃给西夏。尽管此举遭到一些有识之士和部分将领的坚决反对，但宋廷最终还是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等重要军事要寨弃掉，而熙河一路则因安焘、孙路、游师雄等人极力反对放弃才勉强得以保存。当其时，“畅习羌事”的王厚也在反对弃地者之列：“元祐弃河、湟，厚上疏陈不可，且诣政事堂言之”。然而，司马光、文彦博等人“斥地与敌”、退避忍让的绥靖政策并未奏效，反而产生了“取轻于外夷”的负面效应。整个元祐八年当中，仅就河湟地区而言，北宋与吐蕃之间的局部拉锯战频有发生。赵煦亲政之后，随着元祐之政被彻底否定，“绍述”熙丰政事全面展开，宋廷决定重启河湟之役。
关于宋廷决定出师河湟的原因，诸史所载略有差异。《宋史·王赡传》认为，宋廷出师河湟是因为王赡坐事被夺十一官，“欲以功赎过，乃密画取青唐之策，遣客诣章惇言状。惇下其事于孙路，路以为可取。赡遂引兵趣邈川。”《京口耆旧传·王厚传》称：“绍圣初，上方略请经理西事，遂改武阶，不数年，收复鄯、湟。”另有记载则称：“绍圣中，（王厚）干当熙河公事。会瞎征、陇拶争国，河州守将王赡与厚同献议复故地。”这些记载似有将北宋出师河湟说成是因个人因素而出现的偶然性事件之嫌。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对出师河湟的原由及过程也有记载，略云：（元符二年）秋七月，置湟水军。初，吐蕃酋长辖正（即瞎征）、隆赞争国，于是绰尔结奔河州，说权知州王赡以取青唐。熙河经略司属官王厚乃与赡同画策，遣客诣章惇。惇下其事于经略使孙路，路因言青唐必可取。遂大发府库，招徕羌人。……既而河南酋长必斯布结以讲朱、一公、错凿、当剽四城来降。赡奏乞速取青唐，朝廷许之。……至是，赡等师遂出塞，自密章渡河趋邈川。孙路知赡狡狯难制，使总营王愍为将，而以赡副之。故其渡河，赡为前锋，愍策应于后。赡将趋邈川，忌愍分其功，绐愍明朝食毕乃发。愍以为诚然。赡夜半忽传发，平明，入邈川。愍徐觉之，整阵而行，日午始至，赡已据府库，舍愍于佛寺。赡径上捷书，不复由帅府矣。……于是，孙路请建为湟水军。路既怒赡，而愍又以赡据府库事诉于路，故路心右愍而夺赡兵权属之。而赡所请，辄又抑不与，专委愍。至河州，又与同还熙河，而留赡屯邈川也。
综合有关史料、并根据赵煦亲政后的情况判断，王赡、王厚因吐蕃内部出现分裂，利用宋廷“绍述”的有利时机“同献议复故地”，并得到宰相章惇的全力支持，才使宋廷决定重新出师，这应该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与王厚同献议的另一重要当事人王赡，也是北宋晚期的一名战将。其父王君万，追随王韶在对吐蕃诸部的战役中屡立奇功。史载王赡“始因李宪以进。立战功，积官至皇城使，领开州团练使”，元符初任知河州事。他与王厚一样，也畅习羌事。上引《宋史》的文字，因各种原因，似对王赡有刻意贬损之嫌；而《京口耆旧传》的记载则过分突出了王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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