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有很多人像驴一样工作，像驴一样生活。每天在那里原地打转，累得筋疲力尽。这个时候一群体面的人会对你进行各种说教，你稍微表现的现代一些，他就会说你已经躺平。他会说各种空话来激励你，然后谴责你不努力。唉。小的时候我曾经有这样一种认知，我生活在新社会。自然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就算我是农民就算你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可大家聚在一起还是可以平等相处的。直到有一天我看到烈日暴晒之下，遮阳伞底下坐着一个人。他的眼睛盯着其他几个在烈日底下辛苦干活的人。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社会有了新的认知。有些东西无论如何都是消除不掉的，人有强弱之分，就有贵贱之别。发生变化的只是衡量贵贱的标准，你永远不会看到有那么一天，这世上所有的人都一样尊贵或者一样卑贱。大概两天前我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一个人。谴责我们没有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人人平等的思想，这种说法是非常有意思的。虽然那些人嘴上说人人平等，可那些笼罩在神学阴影下的人一样有贵贱之分。
即便是一个把平等视为主要价值的社会，你仍然看到一些人就是比另外一些人过得体面。许多人在说空话的时候表现的非常卖力，一旦他自己的利益被牵涉进去，立刻就会改变态度。所以那些说空话最卖力的人，并不是最高尚的人。他们只是把这个当做一种逐利的手段罢了。如果你对神学感兴趣，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但我觉得人不应该执着于神学，就像人不应该执着于科学一样。因为神学也好，科学也罢，都可以被骗子当做工具。比如有一种食品，如果客户姓神商家就说这是神创造的，他就会买的特别起劲。如果客户推崇科学，商家就会说这里边有很多科学，这个人也会买的非常起劲。作为骗子，如果你想在这一领域立于不败之地，头脑必须非常的灵活。
我曾说驴的一生过得非常压抑，但只要一户人家同时养牛的话，牛的生活会更加的辛苦。牛和驴的性情是不一样的，牛比驴更能够忍受生活的苦难，所以牛的叫声也更加的深沉，而驴相比之下表现的更为急躁一些。不过驴的叫声有其独特的魅力，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像驴一样焦躁，而不是像牛一样那么能忍。很多时候我也想跑到山里去学驴叫，从前没几个人跑到山里去，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近几年有一大堆人跑到山里锻炼。也许是这几年日子过得太痛快了，大家都舍不得死，于是经常到山里跑步，以求上天能够赐给他们更长的寿命。我说曹操比朱元璋更仁义，而在明朝皇帝当中，朱祁镇是非常仁义的一个。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觉悟，是因为他曾经被俘虏过，也许是他的经历比一般皇帝更富有同情心。
明朝皇帝大多非常有个性，皇帝虽然贵为天下之主，一国之君。实际上他的活动范围非常的有限，他只能闷在宫里，想要出去溜达一圈也会遭到大臣的反对，因为这样一来会给地方非常大的压力。天子的身份实在是太尊贵了，接待他实在是太费事。说的好听一点，他是天子说的难听一点，他根本就是一位高贵的囚徒。不要觉得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皇帝需要遵守的规矩远比一般人多。好多人羡慕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其实那些不是给皇帝享受的，而是皇帝有义务为皇室广延圣嗣，这是皇帝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他在这方面不卖力，下面的大臣为上书谴责他。当然古往今来能够守规矩的皇帝也着实不多，就算是大清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皇帝如果要跟妃子，如何如何在宫里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是在圆明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有一位老先生说，皇帝每天坚持上朝，他的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皇帝在很多时候住在圆明园或者住在避暑山庄。他根本就没有待在上朝的地方，怎么上朝呢？
雍正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他每天都坚持批阅奏章，与重要的大臣见面。说的直接一点，真正的决策不是在朝会当中做出的，朝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礼仪性质的东西，让在京的大小官员有一次面见皇帝的机会。唐太宗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皇帝，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是非常赞成的。他觉得自己对天下事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把天下事交给宰相处理，同时他又告诉宰相，宰相的职责不是处理那些具体的事务，对于宰相来说，最重要的是选拔人才，把每一件事务都交给最合适的人处理，这才是最适宜的。那个时候十五日举行一次朝会，而且皇帝不亲自批阅奏章，皇帝的主要精力都用来思考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在贞观时代，做决策的不是皇帝，而是他组建的那个班子。唐太宗说自己当皇帝之后，魏征的功劳最大，我一度是非常不服气的。因为贞观年间，很多重要的事情是由房玄龄等人一手操办的。后来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房玄龄这个人固然非常的了不起，他的功劳非常的大。但说到底他是人臣，而魏征不仅是人臣，我觉得他是实际上的帝师。在很多时候，魏征在教唐太宗怎么做皇帝，这话听起来可能会让唐太宗的支持者感到有些泄气。我举一个例子，有人上书给唐太宗要求他亲自看臣下递上来的本章，以防壅蔽。魏征告诉皇帝，如果是这样的话，地方事务皇帝也应该亲自过问。以皇帝有限的见识，去处理无穷无尽的天下事，必定使得朝政错漏百出。
这样的例子在史书当中可以找到很多，有一篇著名的奏疏叫做《谏太宗十思疏书》，你只要仔细读这篇文章，你就会发现魏征的口气完全是先生在教导学生。所以唐太宗与魏征之间，虽然没有师徒之名，却有师徒之实。而后世的儒生们之所以那么捧魏征，是因为魏征实现了绝大部分儒生永远没有办法实现的理想。当年的孟子就是要当帝师的，他曾经怀着耐心去教导齐宣王和梁惠王，结果这两个王都让孟子失望了。后来孟子也曾在一些小国短暂得志，很快，这些小国的国君就知道孟子的学说，没有办法保全他们的社稷。诸葛亮也是很多如上的榜样，但是相比于魏征，他的运气还是比较差的。太宗启用魏征就如同当年齐桓公启用管仲，在管仲的辅佐之下，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同样在魏征的辅佐之下，历史唐太宗实现了自己治世的梦想。最后，我也正怀着对唐太宗无限的担忧离开人世，他担心唐太宗变得懈怠，大概也担心唐太宗处理不好身后的事。面对儿子争权这种事，当年的隋文帝犯下了重大错误。所以相比之下，唐高祖更加坚决的支持建成，但他也不忍心对秦王下狠手。
所以今天很多人替唐高祖感到遗憾地建成，感到惋惜。如果这两个人先下手为强，也许历史就被改写了，不过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唐太宗的手底下有那么多聪明的人，如果高速和建成打算提前动手，相比唐太宗这一方不会察觉不到，而一旦察觉到了一定不会束手待毙。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秦王身边的人一个个被调离，如果他们提前下手的话，唐太宗的胜算反而更大。因为玄武门之役是非常凶险的一件事，因为当时东宫的兵力处于绝对的优势。太宗夺嫡一事让理论上没有办法继承皇位的皇子蠢蠢欲动，不过在我看来，这件事似乎对唐朝的危害不大。有一个词叫内卷，就是你的机会越来越小。不管人是不是愿意躺平，到最后大家都是像驴一样在那里不停的转圈，知道转死拉倒。
此致
敬礼
你的朋友陶唐
新丰九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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