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财税问题，还有重点商品买卖权收归国有，比如说当时茶盐酒等古代常用商品。这些都只能由国家经营，私自贩卖，按数量多寡实施刑罚。就这样，军权归中央（准确地说是皇帝）之后，国家另一命——脉财税权也收归中央了。
解决完财权问题，紧接着就是行政权。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担任知州；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
而且宋代的通判是相当厉害的，官职没有知州的官位高，但权力一个样。都能处理当地兵民钱谷户口等事，地方知州处理间题要二人签字才能生效。而且最重要的是通判可以监督知州，一旦双方发生矛盾，通判就冷冷地看着知州：我监州也，朝廷派我来是监督你的，而知州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这样，知州权力受到极大牵制，造成地方权力逐渐分散，而中央权力逐渐集中的这么个趋势。
此外赵匡胤还规定，官员任职三年一轮换，一个官员不能长时期在一个地方任职，从制度上削弱官员在地方结党营私，培养私人力量，进而进行贪污腐败的可能性。
行政权解决完了，赵匡胤又着手解决司法权。唐朝跟五代时期，地方节度使是有权处死案犯人员的，但赵匡胤继位后废除这一行为。宋朝后，凡是犯了死罪的，地方不能随意处死，都得交由刑部复审，才能处死，从此死刑中央复审成为了制度。此外，赵匡胤还下令，在地方司法人员由中央派文官担任，对地方司法权进行约束。
赵匡胤政治的最后一项就是科举制度，如果说科举制度是由隋朝点燃的星星之火，那么科举制度的燎原之势则是在宋朝。是宋朝真正将科举制度普及化、平民化、大众化的。
这一点怎么说呢，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虽然科举制度在隋朝就诞生了，而且经过唐朝两百多年的发展，但是唐朝对科举制度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在历史上，唐朝总是得到很好的评价，尤其是其君臣关系，外交关系。当时唐朝的科举制度也是秉承什么“广开才路，豪庶平等”之类的宗旨，但是你懂的，特权阶级之下，所有的平等多半都是狗屁！除非出现个别反常特权人物或者是他们良心发现，但是他们良心会不会发现，很难讲，我倒是觉得有些特权人物干出一些反常的平等举动的概率要大一些。
虽说科举在唐朝就开始成为定制，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可真正实施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
据一个可靠历史统计，唐代状元共有二百五十一名，其中《登科记考》中能够考证出姓名的有一百三十九人，而这一百三十九名状元中，只有七十四名能通过有关记载查看家世。在有家世资料的这七十四名状元中，出身官僚家庭的六十九人，占比高达百分之九十二！而这出生官僚家庭的状元中，其家世较显赫者就有五十九人，占比达百分之八十左右。出身相对卑微的仅有五人，而且即便是五人，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小官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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